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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对某些形式性的立法程序的遵守，而且还要取决于对某些管辖权规则的服从[11]，遵守、服从规范性文件应当建立在清晰明确的规范设定基础上，若所涉人情往来标准规范设定较为模糊、不够周延，必然会影响该类规范的有效实施适用。

而私款违规送礼问题则在相关规范设定中未能予以清晰规制，更多地是由相应监察部门在各类案件查处过程中具体解决，所涉行为指引的随机裁量空间较大而系统规范性明显不足。审查结果一经生效，即进入后续追责、补偿环节。

最终使得该类规范设定在实施过程中，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因其模糊性、不可测性而难以适从，束缚了应有的正常人情往来。[33]基于前述领导干部正常人情识别标准较为模糊、非正常人情识别标准不够周延的规范设定现状，可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明晰相关规范以划定人情边界。[15]孙文恺：《社会学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相关规范设定将领导干部往来人情主要界分为可存在的正常人情和禁止型的非正常人情。[36]所涉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作为规制领导干部非正常人情的主要行为指引，有必要通过更全面、更清晰的规范设定而确立相对周延的非正常人情识别标准。

[26]张立新:《官场圈子文化的危害与治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3期。例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18条虽要求从业机构保存用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以便于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查处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网络送礼行为。而中国的宪法实施并非以司法为中心的实施，在主流的宪法实施理念中，没有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区分，也缺乏三权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

[5]与国外宪法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国宪法学研究中宪法实施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另参见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国家法教程》，彭健华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56页。至旧制如何废除，新制如何建设，其间自不能无先后缓急之别，此即所谓省宪施行问题也。[18]实行宪法作为法律概念最早出现在预备立宪时期。

从学说史的角度，宪法实施概念则可追溯的更早。因此，要组织学习和宣传宪法，使十亿人民掌握宪法，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念和习惯，并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

在当时，宪法实施概念的内涵大体上约等于建立立宪政体或实施宪政，即制定宪法，并且实施该部宪法。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24]当时，实施宪政也是少数知识精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民众大多不知道宪政、宪法为何物，所以要改变社会观念，才能实现立宪政体。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宪法理论问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始的。

在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落后，一般民众不知宪法为何物的时代，宪法学者普遍认为要实施宪法，必须得到一般民众的认同。但是，上述确认式的宪法概念与建立社会主义新的宪法秩序和改变旧法统之间存在张力。[51]在上述对苏联斯大林版本宪法概念的反思的基础上，宪法实施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其存在的理论空间。[4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据考证，民国初年立宪和立宪政体的概念表述系源自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后，立宪成为民初思想界普遍采用的概念。[64]这也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在中国宪法体制下遭遇水土不服的原因之一。

比如，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些举措可以提高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受关注程度，使宪法观念深入人心，也使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宪法实施。在1954年宪法制定时，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

[13]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在法律机制上，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要认真监督宪法的实施，主要是对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危、国计民生的重大违宪事件进行监督。他指出：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他不仅学习梁氏的思想，模仿梁氏的文风，还给自己取了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66]受苏联的影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将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宪法施行法，则完全以政治论事实论为基本矣。

[55]这种政治化的宪法实施理念格外重视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寄希望于社会所有成员都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参见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对此，时任中共中央宪法工作小组组长的胡绳曾指出：依靠整个国家机构，首先是人大、人大常委会，然后是整个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再加上全国人民来保证宪法的实施，这才是保护宪法实施的一套完整的体系。

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借用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概念，这种宪法实施可以说一种条件程式(conditional program)[65]。

该约法在第七章中规定了约法应如何实施。当时所谓的宪法实施主要是一种政治化的宪法实施。为了构建新的法学理论体系，国家专门成立了新法学研究会和新法学研究院。因为在这些理论产生时，通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宪法实施的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在世界上普遍确立，宪法理论对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也关注不够。

近代宪法学上较早使用宪法实施这一概念的是梁启超。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民智未开，在孙中山的理论中，就将训政作为通向宪政的一个必经阶段。

在上述理论框架影响下，我国主流法学理论认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机制基本相同，其主体是所有的国家机关。比如，单纯通过宪法审查对于某些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可能不够，其他宪法机关也应当有义务对基本权利进行更充分的保护，比如国会和州法院。

[22]换言之，通过制定新的宪法来改变现有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以期实现某种更高的价值目标。[33]虽然在是否按照不同阶段推进宪法实施的立场上有所不同，但是上述两种观点都将人民的宪法观念作为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条件，更加重视宪法实施的外部社会背景。

清末民初，思想界将宪法与宪政一同视为一种西方的舶来品。[69]乔石：《在首都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乔石谈民主法制》，人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直到1982年宪法制定后的一段时间，这个对宪法的定义仍然对我国影响深远。参见《彭真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21]虽然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就已经使用了宪法实施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其含义作出界定。当时的代表性学说认为：如何方能使宪政的实施有一个永久的保障呢？首先就是要有民众来做后盾，就是要使民众明了宪政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人民明了了宪法是他们自由权利的保障之后，然后才能引起他们对宪政的需要，起而爱护宪法，进而保障宪法，然后宪政的基础方能稳固而久远。

因此，他建议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如果国家行为超出这种界限，则构成违反宪法。

[75]虽然苏联国家法学说对于德国国家法学说批判色彩浓厚，但是其中基于对于代议民主的期待而发展出来的立法中心主义与德国近代国家法学说有一定的关联性。针对这个概念，Young提出了宪法的过度实施理论。